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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之和开口说道：“我一直听闻贵地的习俗，在殡葬这件事上，做子孙的不把死者入土为安放在首位，常常因为挑选风水宝地，使得父母的灵柩多年不能下葬，甚至拖延两代、三代之久，逐渐形成了风气。以至于庵堂道观、寺院之中，停放的灵柩堆积如山；荒郊野外，暂厝的棺木数不胜数。而且有些人，起初有能力时因挑选风水宝地而耽误了时间，等到后来没了财力，就算想简单地把父母安葬，也做不到了。时间一长，竟连入土的日子都遥遥无期。这样的情况，死者若地下有知，怎能闭眼安息？况且那些精通风水的人难道没有父母吗？要是真有好的风水地，为何不留给自己用呢？如果得到一块好地就能发达，那通晓地理风水的人，又有几个真正发达了呢？如今为了父母还未入土的骸骨拖延时间，去追求将来虚无缥缈的富贵，作为子女，心里既不安，也不忍心。这都是因为不明白‘人杰地灵’的含义，才会如此。就像伏羲、文王、孔子的陵墓，都生长着蓍草，用来占卜极为灵验；其他地方虽然也有蓍草，但质地不佳，占卜也没有效果。人杰地灵，由此可见一斑。现在的人选择阴宅，无非是想让子孙兴旺，害怕衰败。就兴衰来说，比如陈氏家族的昌盛，有‘凤鸣’的占卜预兆；季氏家族的兴起，有‘同复’的筮卦之兆。这都是气数使然，并非阴宅风水造成的。占卜既然有预兆，可见阴宅的好坏又有什么用呢？总之，天下的事，不是大善就不能转祸为福，不是大恶也不能转福为祸。《易经》中‘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；积不善之家，必有余殃’的说法，就是明证。如今想通过选择阴宅来改变命运，另有企图，这难道不是缘木求鱼吗？与其在选择风水上白白浪费，不如遵循《易经》中‘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’的意思，多为父母做好事，广积阴德，日后就能安享余庆之福。比起那虚无缥缈的阴宅风水，岂不是强过万万倍？依我愚见，殡葬之事，家境贫寒的人家，应当尽快办理，不可拖延；家境富裕的人家，也只需选择地势高的地方，避免水患，就是好地方。这样父母没有遗憾，子女扪心自问也能安心。这只是我这个海外之人的浅见，不知是否符合二位的心意？”
唐敖和多九公正要回答，吴之祥接着说道：“我听说贵地的习俗，但凡生了子女，就有三朝、满月、百日、周岁的说法。富贵人家到了这些日子，不是大摆宴席就是请人演戏，必定大量宰杀猪羊鸡鸭等牲畜。我听说‘上天有好生之德’。如今上天赐子女给人，人却不懂得体会上天的好生之意，反而因为子女的这些日子宰杀许多生灵。这就等于上天赐下一个生灵，人却伤害无数生灵，那上天又何必再赐子女给人呢？凡是父母有了子女后，有的到西庙烧香，有的去东庵许愿，无不希望子女无灾无病，福寿绵长。可现在因为这些无关紧要的事，宰杀无数生灵，花费大量钱财，这是先替子女造孽，就算事后忏悔都来不及，又怎能指望他们福寿双全呢？往往贫寒人家的子女大多能长寿，富贵人家的子女却常常夭折，探究其中的原因，虽然不一定全是因为这个，但也不能不引以为戒。为人父母的，如果把为子女办宴席花费的钱，全都用来接济贫寒之人，或者买物放生，自然不必刻意求福，福分也会自然降临，不必刻意求寿，寿命也会自然延长。我还听说贵地有把子女送进佛门的习俗，称之为舍身，大概是因为民间传说做了佛家弟子，一定会得到神佛的护佑，有病的从此就能康复，寿命短的也能渐渐转为长寿。这不过是僧尼用来诱人上门的话，可愚昧的男女们无知，都把它奉为神明。这种习俗沿袭已久，所以僧尼越来越多。这一宗教本无害于人，但数量过多，不仅阴阳失去了配合的正道，还滋生出无数淫乱私奔之事。依我愚见，凡是乡下愚昧之人误将子弟送进佛门的，本地的父老乡亲就应该用‘寿夭有命’以及‘无后为大’的道理，恳切地劝说他们的父母。时间长了，就没人舍身入佛门了，这一宗教自然会逐渐衰落。这一宗教衰落了，不仅阴阳能得到正常的配合，而且乡下的愚昧之人也能保全无数贞洁的妇女。总之，天下少一个和尚或少一个道士，世间就会多一个贞洁的妇女。当然，这其中贤愚不同，一生不近女色的人自然也有；但像好色之辈，一生一世，又岂止奸淫一个妇女呢？我的这些浅见对不对，还请二位指教。”
吴之和又说：“我听说贵地向来有打官司的说法。我读古人的书，虽然对‘讼’字的含义略知大概，但我们这里从没有这种事，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引起的。仔细打听贵地打官司的缘由，才知道起因各不相同：有的是因为口角不和，不能互相容忍；有的是因为财产纠纷，导致双方相争，偶然间一时意气用事，就到官府去告状。官司一旦开始，双方就没完没了地互相控告。一开始，双方都绞尽脑汁，舞文弄墨，不但编造谎言，还把毫无根据的事情硬扯进来，只希望能耸人听闻，全然不顾丧尽天良。打官司之后，就开始百般浪费钱财，毫不爱惜；整天在公堂下跪着，也不顾及颜面。幸好官司了结了，却花掉了无数钱财，弄得焦头烂额，已经是不堪重负。要是命运不好，从中再生出别的枝节，拖延的时间久了，即使想将就着把事情了结，也做不到了，家境就会因此衰败，事业也会因此荒废。这都是因为不能容忍，才导致身不由己，就算后来醒悟了，又怎么来得及呢！尤其奇怪的是，还有一种唆使别人打官司的人，哄骗愚昧的百姓，勾引他们打官司，捕风捉影，设计谋划，要么诬陷善良的人，要么胡乱牵连无辜的人，引别人走上打官司的路，自己却在暗中谋取利益。一旦事情败露，他们就远走高飞。老百姓无知，往往被他们愚弄，没有不被害的。这固然是唆使打官司的人造孽太多，但也是当事人贪心自找的。依我看，打官司这件事，不管你多么强横，多么机巧，时间长了，最终对自己都不利。所以《易经》说‘讼则终凶’。世人如果明白这个道理，共同营造美好的风俗，又怎么会有打官司的事呢？
“再者，听说贵地的习俗，常常屠宰耕牛，我原以为一定是用来祭祀的。等仔细打听，才知道是市井小人为了获利，而那些贪吃嘴馋的人就竞相购买，当作食物。完全不想人没有五谷就无法生存，而五谷没有耕牛就无法生长。牛是世人养命的根本，不考虑如何报答它，反而把它当作美食，这难道不是恩将仇报吗？虽说这牛不是因为我而被杀，我一个人吃的也不多，但要知道老百姓屠宰耕牛是为了获利，那些善良的君子，如果都绝口不吃牛肉，没人购买，任凭牛肉腐烂，他们又怎么会再去屠宰呢？可见屠宰耕牛的人固然有罪，但吃牛肉的人，其罪过更是无法逃脱。如果论罪过的大小，那屠宰耕牛的人原本算是罪魁祸首，但这类人无非是市井中的平庸愚昧之辈，只知道追逐利益，哪里懂得善恶果报的道理。况且世间的牛，又怎么知道不是他们这些人的转世呢？依我愚见，《春秋》中对贤者要求更为严格，这罪过似乎应该全部归到买肉吃的人身上。倘若仁人君子终身以此为戒，胜过吃斋百倍，冥冥之中难道不会有善报吗？
“我还听说贵地宴请宾客，常常摆满了珍贵的食物，极其奢华。桌椅摆放好，宾主就座之后，除了果品、冷菜十几种外，酒过一两巡，就上小盘、小碗的菜，南方叫小吃，北方称热炒，少的有四到八道，多的有十几道甚至二十几道不等。其间还会上一两道点心。小吃上完，才上正菜，菜不仅丰盛，碗也很大，有八九道到十几道不等。主人虽然如此盛情款待，可实际上小吃还没上完，客人就已经吃饱了；之后上的菜不过是虚设，如同供奉的祭品一样。更奇怪的是，这些菜肴不讲究味道的好坏，只以价格昂贵为尊贵。因为燕窝价格昂贵，一道菜的花费可以抵得上十道菜，所以宴会必定把它当作首菜，人们既不嫌弃它的样子像粉条，也不厌烦它的味道如同嚼蜡。等到吃完，客人就像吃了一碗粉条，又像喝了半碗鸡汤，而主人却觉得客人满嘴吃的都是元宝，这岂不可笑？主人招待客人，偶尔用一两道丰盛的菜肴，稍微多花些钱，也是难免的，但一定要是美味才行；要是主人花了钱，客人却吃得索然无味，这样的浪费，实在让人难以理解。我们这里燕窝很多，价格极低，穷人用它代替粮食，不知道它还能做菜。在市场交易中，一升谷子就能换一担燕窝。老百姓因为它味道清淡，不如米谷香，吃的人很少，只有穷人储存起来，以备荒年。没想到在贵地它却被尊为众多菜肴之首。可见人的口味，竟然有如此不同的喜好。孟子说：‘鱼是我想要的，熊掌也是我想要的。’鱼是取其味道鲜美，熊掌是取其肥嫩美味。如今贵地把燕窝当作美味，不知道是取它什么呢？要是取它味道清淡，那和嚼蜡有什么区别？要是取它滋补，宴会又不是滋补的时候。况且肚子里全是荤腥，那点燕窝，又怎么能补人呢？如果说是为了好看，可以用来炫耀富有，那为什么不直接把元宝放在菜里呢？其实燕窝再贵，又怎么能靠它来炫耀富有呢？这都怪世人眼界太浅，把它看得太过尊贵，以至于相沿成习，竟成了众菜之首，甚至还有主人亲自端上这道菜的。在贵地，这固然是尊敬客人的方式；但在我们那里看来，这简直就是捧上一碗粉条，岂不是肉麻又可笑？幸好贵地倭瓜很便宜，倘若它比其他菜都贵，那肯定会把它当作首菜。到了宴会的时候，主人恭恭敬敬地捧上一碗倭瓜，能不让人喷饭吗？要是不论菜的好坏，也不分辨它有没有味道，只把价格贵的当作尊贵的，长此以往，一旦举办宴会，没什么可卖弄的了，势必会去煎炒珍珠，烹调美玉，或者煮黄金，煨白银，把这些当作首菜。当年天朝的士大夫曾写过一篇《五簋论》，告诫世俗宴会不可过于奢华，菜肴以五样为限度，所以叫‘五簋’。其中所说的‘不丰盛也不节俭，斟酌适中’，可以作为千古定论，后世最应该效法。我们这里至今都恭敬谨慎地遵守着，无奈流传不够广泛。倘若珍惜福分的君子把《五簋论》刊印流传，并在乡里乡亲中时常劝诫，那么宴会就不会过于奢华，居家饮食自然也会节俭，一旦回归淳朴，还担心家庭不能富足吗？这话虽然迂腐笨拙，不合时宜，但后世的君子，难道就没有能采纳的吗？”
吴之祥说：“我听说贵地有三姑六婆这类人，一旦被她们哄骗进家门，妇女们由于缺乏见识，往往会被她们坑害，要么被哄骗钱财，要么衣物被拐走。等到妇女察觉到她们的恶劣行径，又生怕声张出去被家长知道，大多只能忍气吞声，对她们的恶行予以隐瞒。这些还都是小事。最可怕的是，相处熟络、关系亲密之后，这些人肯定会想方设法制造奸情，以此作为从双方骗取钱财的手段。刚开始怂恿的时候，她们有的用美酒迷乱妇女的心智，有的用淫词艳语动摇妇女的内心；一旦妇女开始听进去她们的话，她们就会吹嘘某人无比豪富，或者夸赞某人容貌绝美。像哄骗妇女去庙里进香，引诱她们去朝山拜佛，手段五花八门。总之，这些人一旦施展手段，哪怕是再贞烈、再纯洁的女子，也难以逃脱她们的圈套。甚至还有男扮女装，暗中行奸骗之事，各种淫秽行径，不堪入耳。良家妇女因此失身的，数不胜数！幸好事情没有败露，也已经败坏了门风，吃亏不小；要是事情败露，女子的名节就全毁了，丑事传得人尽皆知，可家长却像聋子、瞎子一样，还被蒙在鼓里。这固然是因为妇女无知，但家长没能提前防范、加以教导，以至于自己被戴了绿帽子，也是咎由自取，又能怪谁呢？我听说《礼经》里讲：‘内室的话不传出家门，外面的话不传入内室。’古人对妇女的言语都如此谨慎，更何况三姑六婆这种在内外搬弄是非的人，怎么可能不引发事端呢？至于妇女抛头露面，去庙里朝山拜佛，其中的暧昧不明之处，更是不堪追问。要是明智的君子能洞察她们的奸计，在家中时常正言规劝妇女，把三姑六婆当作仇敌，凡事提前防范，不许她们进门，她们又怎么施展得了伎俩呢？
“我还听说贵地有后母的说法。这类人对待前妻的儿女，都把他们视为祸根，百般折磨：要么让孩子干苦役，使他们劳累不堪；要么趁着孩子生病，故意拖延不医，让病情缠绵难愈；要么任由孩子挨饿受冻；要么经常打骂孩子。种种折磨，让孩子苦不堪言。孩子的父亲即便想爱护孩子，又怎么能时刻留意呢？这种情形，对儿女来说，简直就是第一黑暗地狱，贫寒家庭的孩子，受苦尤其严重。富贵人家的孩子虽然有乳母、亲族照管，不至于被过分折磨，但后母一旦自己生了儿女，为了独吞家财，就会处心积虑，在枕边进谗言，要么诬陷前妻的女儿不听管教，要么诬陷儿子忤逆自己这个晚娘，要么说孩子好吃懒做，要么说孩子胡作非为，甚至诬陷男孩有偷盗行为，诬陷女孩与人通奸，各种陷害手段层出不穷。这些年幼弱小的孩子，怎么分辨得清呢？一旦遭到拷打，只能哀号求饶，有的孩子因此被折磨致死，有的则忧愤而亡。历来死于后母之手的孩子，不计其数。无奈孩子的父亲一开始还会保护孩子，也懂得防范后母；但时间一长，谗言听得多了，就身不由己了；久而久之，染上了后母的坏习气，不但不能保护孩子，自己也渐渐对孩子下毒手。这样一来，除了后母，又多了个‘后父’。他们内外夹攻，对孩子百般凌辱。以至于‘枉死城’里，不知道增添了多少冤魂！这都是因为人心太软、耳根子太轻，只看重夫妻情分，却不顾父子恩情。看看大舜被父亲和后母设计，差点在修谷仓时被烧死，闵子骞冬天只能穿着用芦花填充的棉衣，申生遭到诽谤，伯奇背负冤屈，千百年来，人们一谈起这些事，无不为之痛心。处在这种情况下的人，看到这些前车之鉴，却仍然不留心在意，难道不可悲吗！”
吴之和说：“我听说贵地向来有妇女缠足的习俗。刚开始缠足的时候，女孩子痛苦万分，抚摸着双脚哀号痛哭，甚至出现皮肤腐烂、肌肉溃败、鲜血淋漓的惨状。在这个时候，她们晚上睡不着觉，吃饭也难以下咽，各种疾病也随之而来。我原以为是这些女孩子有什么不肖之处，母亲不忍心把她们置于死地，所以用这种方法惩罚她们。谁知道竟是为了所谓的美观而设置的，要是不这样做，就不被认为是美。试问，鼻子大就把它削小，额头高就把它削平，人们肯定会说这是残废之人；为什么双脚残缺、走路艰难，却被视为美呢？就像西施、王昭君，都是绝世佳人，那时候她们又何尝把双脚削去一半呢？仔细推究缠足的缘由，这和制造淫具又有什么区别呢？这是圣人必定要诛伐的行为，贤者也不会认同，只有世上的君子都摒弃这种陋习，这种风气才能逐渐平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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